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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的心得体会3篇
【篇一】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的心得体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危险是教条主义，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犯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其思想根源主要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脉之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是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离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的生动发展是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活生命力在于理论创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
【关 键 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在理论层面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总结这一历史所积累的经验，无论是对于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还是对于提高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都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危险：教条主义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向全党提出了一个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注：《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
转引自龚育之：“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问题答记者问”(上)，《学习时报》2005年4月4日；
p.928)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内容与中国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通过中国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带有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斗争中去。简言之，一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文化相结合，二是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毛泽东讲这段话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这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因为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危险。
马克思主义原本是一种西方思潮，产生在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此时，资本主义已经经过三百多年的历史发展，实现了大机器生产和工业化，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在那样一种社会历史条件下，总结了人类先进思想的积极成果，创立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据此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运动发展的一般规律。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却面对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情况。当时的中国还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践踏和蹂躏；
近代以来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缩短与资本主义之间在社会发展程度上长达数百年的历史差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从西方引进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和政治理论，企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却发现此路不通。在这种情况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共产党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革命的思想武器来接受的。党的最早的一批领导人无不主张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之间存在着历史差距，它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对此，党在幼年时期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深入的理解，因而在现实斗争中曾经犯过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不是像修正主义那样借口情况特殊否定马克思主义，而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和照搬马克思主义。
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代表者之所以实行投降主义，是基于一种离开中国特点的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错误认识。他们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既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离不开资产阶级；
中国产业不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就更幼稚了；
幼稚的工人阶级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完成革命，而落后的农民则难以加入革命。根据这种认识，他们在现实斗争中找不到可靠的革命力量，因而在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严重局势下束手无策，使革命遭受惨重失败。
土地革命时期左倾错误的代表者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别国的革命经验。他们不顾中国革命的特点，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以城市为中心，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终于把革命引入绝境。
右倾错误和左倾错误虽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却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它们的代表者都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总结这一历史经验，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问题。他在上述引文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并以一种毋庸置疑的语气连说了“三个必须”：“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就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也是与反对教条主义分不开的。20世纪70年代末期，众所周知的“两个凡是”就属于教条主义范畴。理论界重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当时，邓小平再次阐述了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性。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p.143)正是由于打破了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才得以开创。
当人类跨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走过了80年风雨历程。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正因为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我们党才能带领人民战胜一切艰难挫折，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pp.150-151)这段话距离上引的毛泽东那段话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这时，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对教条主义的警觉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都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命题：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具代表性和最有核心意义的命题当属实事求是。
1941年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用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又容易理解的成语把马克思主义的深刻道理概括起来，这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p.801)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它始终坚持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而人的认识归根结底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人们只有承认这一点，坚持从实际出发，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同时，唯物辩证法又认为，任何客观事物都相互联系，都有其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人们只有通过能动的辩证的认识过程，通过研究和思考，才能掌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
只有运用合乎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去指导行动，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实事求是的提出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探索过程，它被全党理解和接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早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毛泽东就注重领会其精神实质，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考察湖南农民运动，解决革命中遇到的实际问题。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p.109)；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pp.111-112)；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p.115)。然而，毛泽东这些做法和思想在当时不但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被指责为“狭隘经验论”、“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那些所谓“精通”马列主义，说话办事引经据典的人反而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遭受打击和排斥的日子里，毛泽东开始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从1932年秋到1934年秋这段时间，他想方设法搜集马列著作，扎扎实实下功夫读了两年书。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有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他又抽出大量时间研读马列著作，特别是哲学著作，并在抗日军政大学发表了题为《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演讲。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称之为唯物辩证法的本质与核心。他还反复引证列宁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p.187、312)通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和深入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产生了一次重大飞跃。在延安整风中，他将上述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根本法则、本质与核心、活的灵魂等等研究成果加以浓缩和提炼，用一个极富中国特色的成语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提出和被全党所接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本质的认识达到成熟，它像一面鲜明的旗帜指引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程。
当历史经过曲折发展，中国社会再次面临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同样高举实事求是的旗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拓进取勇往直前。邓小平认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也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说：“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
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p.143)为了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提出要解放思想。这是因为，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当时人们的思想处于一种僵化或半僵化状态。这种状态不打破，既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解决过去的遗留问题，也不可能实事求是地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所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p.279)“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p.364)邓小平认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蔚然成风：成为我们的党风、学风、军风、民风，成为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才能顺利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才能顺利发展。
十五大高度评价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称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1997年9月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p.10)同时，江泽民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p.13)后一段话所表达的思想后来被概括为“与时俱进”又得到进一步解释和发挥。无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其核心都是实事求是。如果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话，那么实事求是就是其脉之所在。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和实事求是是同一认识过程的不同方面。二者相互包容、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实事求是离不开理论联系实际。不要说“求”的过程必须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就是在现实中发现问题和捕捉问题也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储备和理论素养。所谓“熟视无睹”、“视而不见”，就是缺乏理论眼光和判断力的缘故。理论联系实际也离不开实事求是。它要求把科学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并通过实践来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毛泽东曾经把理论联系实际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他说：“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p.801)
以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是毛泽东一贯倡导的优良学风。中国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一直是毛泽东理论研究的重点。翻开毛泽东的理论著作，人们不难发现，这些著作不是某种学说体系的逻辑推演，而是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解答。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他的理论著作中阐释和回答了诸如，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湖南农民运动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红旗到底打得多久？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中国的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中国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中国向何处去？等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的重大现实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他的理论著作中研究和探讨了诸如，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
国际关系等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具体阐释、回答、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展开的。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诸如，中国的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
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发展动力；
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外部条件、战略部署、依靠力量和基本路线等一系列关于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理论回答，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提高到一个新阶段。
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现实问题提出来的。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p.32)他还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p.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2周年之际，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实现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的历史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长期面对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
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他说：“能否始终解决好这三个重大课题，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败。”(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pp.13-14)在这次讲话中，胡锦涛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诸如，如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如何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如何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如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如何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
如何进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如何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
如何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如何更好地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如何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
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如何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如何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等等。(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pp.26-27)
正是这些重大现实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理论生长点。离开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实的生动的发展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因为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社会这片沃土中，拥有如上所述一个个生长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树才得以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活生命力：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现实的生动的发展过程，其生命力在于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创造性的理论成果。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不竭的源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极富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世界近代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其发源地都是城市而不是农村。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照例也是将工作重心放在城市。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为了攻占中心城市发动过一系列武装起义，均因敌我力量对比过于悬殊而相继失败。在严酷的现实斗争中，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毛泽东果断决定把秋收起义的队伍带上井冈山，由此踏上开辟农村根据地的革命道路。这是实践中的创新。实践的需要推动着理论的创新。为了回答革命队伍中对“工农武装割据”的责难与怀疑，排除来自右的和“左”的错误路线的干扰与冲击，毛泽东到井冈山不久就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这些文章所阐述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理，经过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实践检验，在抗日战争中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步被全党所接受。这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创新。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他说：“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pp.126-127)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也是马列著作中所没有的。在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时候，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已历经百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也近20年。在如此深厚的实践基础上，毛泽东创立新民主主义理论仍然经历了一个艰苦的探索过程。他曾经回忆说，在写《新民主主义论》时，许多东西起初是不明确的：“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p.15)即使如此，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探索仍未停止。他认为，《新民主主义论》只是说明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还没有提到具体纲领。把一般纲领具体化的工作是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完成的。后来，在解放战争中他又根据把国内资本主义区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这一新认识，对以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定义作了重要补充。
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性工程之一。中国的现实，既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那样，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邓小平总结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p.2-3)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我们所要的社会主义是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正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所谓改革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其目的是为发展生产力扫除障碍；
所谓开放是要加强国际交往，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为了发展生产力，要学习和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已有5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考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党先后垮台，也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要成为重中之重。胡锦涛这样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注：胡锦涛：《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pp.6-7)
继江泽民之后，胡锦涛又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需要，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必将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
上述这一切极富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这些成果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未曾阐述的，也是列宁和斯大林没有提出的。这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抗争奋斗的历史，也预示着中华民族无限美好的未来。
论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 【内容提要】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需要正确理解。它的时代意义具体表现在：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思想集中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
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强调与时俱进和理论创新与坚持毛泽东思想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对立面是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
当我们全力以赴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朝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迈进的时候；
当我们在市场经济的消费气氛中，享受着现代社会的物质文明的时候；
当我们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时候，这是否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失去了它的时代意义？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究竟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 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神 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要理解这一点，还须回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立场上来，即必须将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同时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一个蕴含着多方面、多层次内容的体系，对于这一思想体系，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它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一是从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来看，有些具体的问题时过境迁，可以说与我们的现实实践没有多大关系了。但是，它所要解决的有些问题却依然是我们的现实实践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根本问题，比如反腐败问题，又比如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问题等等。二是从其具体论述来看，有些论述因时代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失去了时效性和针对性，但这也不排除其借鉴性的意义，仍然是我们必须回顾的，“因为历史不能割断，如果不了解过去，就会妨碍我们对当前问题的了解”[1]；
三是从其内在精神来看，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活的灵魂”，再有就是它所蕴含的民族精神。我认为，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神不会过时，它依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 “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神”这个概念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时代意义很重要。只有从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神着眼，才不至于因为毛泽东著作中的一些具体论述及其所处理的问题的历史性而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其内在精神上。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神在外延上要大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活的灵魂”是指贯穿在毛泽东思想各个方面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包括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等。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和科学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现在和今后对我们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神除了包含“活的灵魂”外，还包含着民族精神的意义在内，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内蕴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按照黑格尔的看法，民族精神“构成了一个民族意识的其他种种形式的基础和内容”[2](P53)；
“现实的国家在它的一切特殊事务中——它的战争、制度等等中，都被这个‘民族精神’所鼓舞。”[2](P50) 毛泽东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体现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事务中的活的民族精神，其时代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毛泽东思想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这里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毛泽东思想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主要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而创立的思想体系。“中国实际”既包含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也包含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中对人们现实实践发生影响的活的因素就是民族精神。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可以从很多方面进行概括，但至少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爱国主义、讲求道德、经世致用。当然，这里面还可以细分，诸如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等等，而其核心应该说是爱国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体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所谓现代体现，即是说，毛泽东思想继承了民族精神，而又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而使之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将爱国主义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去掉了传统文化中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成分；
将传统的道德精神改造成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将注重现实的经世致用精神转换成实事求是的精神，等等。所谓集中体现，即是说，民族精神传统表现在我无数中华英雄儿女身上，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则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试以爱国主义为例，中华民族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源远流长的传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民族英雄，在近现代中华民族面临寇深祸急、瓜分豆剖的生死存亡的危机面前，这种爱国精神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蹈厉敢死、奋起抵抗。然而只有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真正使中华民族摆脱了一百多年来受屈辱的历史地位，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施拉姆极为重视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特利尔甚至认为：“毛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至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时，这位地地道道的中国圣哲会随时把它束之高阁。”[3](P527) 这一说法有所夸张，但从毛泽东早年的立志救国到领导和倡导全民抗日，再到天安门城楼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历史宏音；
从反对帝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到积极主张搞两弹一星，等等，呈现出来的无疑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的形象。至于他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实事求是精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宗旨和思想路线，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精神和注重现实的经世致用精神。 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是丰富了，国家一天天富强了，但是，如果天天沉溺于灯红酒绿之中，而将弘扬我中华民族精神视为可笑之举，那就是非常危险的了。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象征，如同一个人的精神是人的生命之所系一样。没有了精神生活，人就没有了灵魂，就如同行尸走肉；
同样，没有了民族精神，一个民族也就没有了精神支柱，就如同一盘散沙，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口，经济有多发达，也会一触即溃的。而有了这种精神，一遇到民族灾难，不管是外力入侵，还是自然灾害，我们都能众志成城。抗洪救灾、抵抗SARS就是明证。 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如此，而作为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思想的现实意义也就非常明显了。如果认为毛泽东思想已经过时了，那也就等于说民族精神可以不要了。因为在当代中国，你已经很难将毛泽东思想与中华民族精神分开了。民族精神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不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时代精神之中。在当代中国，毛泽东思想的内在精神已经化为千百万群众的价值观念，成为几千万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它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重要性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之所在。 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那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与我们现在的现代化实践有什么内在关系？ 现代化之路也就是中华民族自强复兴之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前提就是，它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侵略的背景下启动的，从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一开始就面临着双重的任务，既要反对帝国主义，又要反对封建主义。这就使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变得异常复杂。我们现在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应该说是由毛泽东开辟而经邓小平臻于成熟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之功，至少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得到说明。一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走资本主义还是走社会主义？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而选择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二是中国革命和现代化道路是照搬外国模式还是注重现实国情走独立自主的道路？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思想路线与教条主义之间的争论和区别。对于这一点，毛泽东主张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端。当然，毛泽东思想没有也不可能提供中国现代化的详细方案，毛泽东本人也由于各种原因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生过各种失误。但是，他所开辟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思想路线，却成为了新一代党的领导人解决现代化问题的源头活水，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历史和现实证明，我们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相当成功的。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关系还有两个很重要的方面。一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新民主主义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中华民族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而民族独立是后发展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比较一下近代以来殖民地的印度、半殖民地的中国和独立的日本的现代化进程，就可明了这一点。二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尽管有许多失误，但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成了现代工业体系，为今天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非常重要的物质基础。总之，无论是在思想路线上，还是在物质生产体系上，毛泽东思想都为我们今天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强调与时俱进和创新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思想丧失了它的时代意义 我们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和创新，并将“与时俱进”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起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那么，如何理解强调与时俱进、创新与坚持毛泽东思想的关系？ 强调与时俱进和创新，突出的是在变化着的世界面前，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的实践中，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的要求。从字面上来看，似乎强调与时俱进，强调创新，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相矛盾的。但是，从其内在实质和实践要求来讲，则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实事求是，或者说，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应该说，实事求是本身就包含着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创新的意义。实事求是的核心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它强调的就是注重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变化发展着的实际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此，实事求是就意味着解放思想，意味着与时俱进，意味着创新的实践要求。反过来说，也只有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和创新，才能真正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将实事求是中所内蕴着的解放思想的要求突出出来了，而江泽民为了突出党的理论与工作的时代性，则将实事求是中内蕴着的与时俱进和创新的要求突出出来了。因此，强调与时俱进和创新，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思想过时了。相反，强调与时俱进和创新与坚持毛泽东思想，在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的对立面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因循守旧等等，而它们自身之间则不构成对立面。正因为这样，无论是邓小平还是江泽民，他们在强调解放思想或与时俱进的同时也强调作为毛泽东思想实质的实事求是。 当然，突出和强调实事求是中所包含的与时俱进和创新的含义，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而是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的。它在实践上要求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也包括毛泽东思想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关注现实实践，关注制度创新；
它在理论上则要求不断总结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的成果，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能否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始终做到与时俱进和创新，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与时俱进和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党与时俱进和创新，形成了邓小平理论；
在改革开放和国际局势变化的新时期，我们党与时俱进和创新，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如同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一样，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与时俱进和创新强调的是发展，但是，只有在发展中才能坚持。只有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才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坚持，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新世纪国情特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诠释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随着国情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义的时代性和具体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处理、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扎根于中国民间意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融合世界先进文化、整合民族文化的过程。
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争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就开始了。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时，中国哲学界本土文化论十分流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讨论主要在哲学领域展开，所谓“中国化”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和语言上的中国化。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问题的讨论逐渐超越纯粹哲学领域，形成了以艾思奇等学者为代表的文化论和毛泽东为代表的实践论两种观点：艾思奇、陈伯达、胡绳等人从文化学角度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现实化”的含义，并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统一的观点；
毛泽东则以一代政治大家的风范，探索以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道路，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把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界定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毛泽东的这一论述成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经典定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诠释的局限性日益明显：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使命?如何认识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地位?如何处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以及当代世界文化的关系?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都不能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诠释中得到求解。因此，仅仅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仅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或传统文化范围内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而且有机械论或文化倒退论之嫌。 鉴于上述原因，近些年学术界有人试图重新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张静如教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角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界定为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体系；
[1] 李海荣先生强调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国情的关系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层涵义：其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化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其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化。[2] 但这些观点都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框架。汪青松教授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和本土化问题。”[3] (P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包含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运用的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中国化三个层面。”[3] (P4)此种观点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体现了立足中国国情与具有世界眼光的统一、历史透视与现实分析的统一、注重实践与理论升华的统一，为我们解释上述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依据。 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随着国情的发展而不断深入的过程，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个时期都必然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从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涵义的时代性与具体性。21世纪前2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有必要对新世纪之初中国国情进行客观全面地分析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做出具体的、合乎时代需要的解释。 第一，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方法处理、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必要与可能，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不同时代的实际相结合并解决时代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是新世纪中国面临的最突出、也最易引发危机的问题。所谓发展不平衡表现为“两级分化”的加剧，包括区域发展的两级分化和居民收入的两级分化。就区域经济来说，由于历史、地理的原因，我国东西部地区从来就不曾平衡发展过，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而改革开放则进一步加剧了东西部地区的发展不平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东部沿海地区为突破口的，改革初期区域经济倾斜发展战略，使东部地区迅速崛起，东西部地区的差距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递增。2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实现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整体水平大幅上升的同时，居民收入的反差也越来越大。根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92年到199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37.6上升到40.3；
最低和最高的20％居民的收入份额分别从6.2％和43.9％变为5.9％和46.6％。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份额为2.4％和30.4％，后者是前者的12.7倍。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一差距进一步扩大。2000年，城乡高收入户占总户数的2％，中低收入户占18％，低收入户占80％。从当前家庭财产总额的差距来看，最高的达到158.1万元以上，相当于户均财产22.8万元的近7倍。[4] 20世纪遗留下来的经济体制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农村经济问题、两级分化问题等等依然令人担扰。首先，国企改革并未结束。20世纪末的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尚未形成稳定的新型国企体制，国有企业的管理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国企脱困还需要走很长的路。正如吴敬链教授所说的，“即使从已经改制上市的电信部门、石油部门看，也只是搭起公司制的架子，离实现公司治理结构的正常运转还有相当距离”。[5] 其次，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困境被凸现出来。20世纪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正是1979年发端于安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率先打破了旧经济体制的缺口。但当经济改革的春风吹到城里时，农村这个改革开放的发源地却冷淡下来。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并不在农业，农村经济体制实际上一直停留在改革开放初期的承包责任制的水平上；
农业宏观管理体制条块分割、权力交叉现象仍始终没有解决；
农业人口过多、农民收入过低、农业投资缺乏、农业基础薄弱、农产品加工和运销组织落后、农民进入市场难等问题长期存在。[6] 中国农业经济的这些问题，决定了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远甚于工业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 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实际上，我国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的核心正是政治体制问题。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受阻的情况下启动，至1987年党的十三大才第一次正式把政治体制改革纳入改革计划。但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改革措施不如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有力。随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距离的缩短，国家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矛盾、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利的矛盾、政治权威与法律权威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国家权力的强大不仅使得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显得力不从心，而且抑制了市民社会的发展，以至于很难支撑起市场经济的大厦。几千年崇尚政治权威的传统则使得法律权威难以树立，虽然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但社会主义法治还处于初级阶段，理顺法治权威与政治权威的关系仍然面临着诸多困难。 当然，21世纪初中国的实际问题远不止上述这几个方面，从而决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奋斗目标的统一。在政治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在文化上，我们的目标是要达到：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科技和文化创新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由于现代发展观不仅要解决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任务，而且要解决经济与环境、资源以及人口相互关系的问题，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要求不断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求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此外，改革开放的钟声已经宣告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过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中实现，从而意味着上述目标的实现必须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 如何解决这些具体的问题都是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考虑的。因此，新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过程。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特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并由列宁发展的理论体系。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时间上离我们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也由于其自身较强的理论性及其在国人中普及的非广泛性，中国人民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在广大人民中间难以引起共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宣传落实也只能停留在口号层面，这毋疑是变相地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和价值。因此，有必要开宗明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及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地位作一合乎实际的解释。 首先，应当充分肯定并合理解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继承性。 理论本身具有历史的沿续性，但这种沿续性不可能表现为纯粹的“代位继承”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即在不同时代形成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简单地归结为把马克思主义与特定时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虽然，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各个时期国情的结合。但从毛泽东思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自己的逻辑体系、内在传承关系和理论的创新点。 其次，要旗帜鲜明地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间以及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理论体系)是普遍真理，但经典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一百多年前产生的理论，她的真理性、普遍性只具有指导意义，而且只有在与中国国情、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前提下才能显示出她的真理价值。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检验的真理。中国人民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但有理性的认识，也有感性的认识。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具有不可取代的优势地位。因此，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新世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主要理论任务。而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首要要求就是践行“三个代表”、落实“科学发展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既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世纪之交的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前瞻21世纪提出的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纲领。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社会进步标准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标准有机地统一于党的建设之中，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既体现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立场、观点、方法，又包含着对无产阶级政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新思想、新认识、新判断。另一方面，“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又面对党的现实状况做出的科学而又深刻的论断。它从经济、文化和政治三个方面科学地阐述了党的先进性的本质和内涵，集中回答了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如何保持先进性和代表性，如何使党永远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等问题，提出了在新形势下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和制度建设等各个方面，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历史任务，是新的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纲领。而科学发展观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 如何坚持科学发展观、实践“三个代表”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新世纪的重大理论课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使命。 第三，从意识形态诸形式之间的关系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扎根于中国民间意识的过程。 意识形态是一个多层次性的观念或理论体系。从意识形态的主体及其支撑力量来看，有国家意识形态和民间意识形态两个基本层次。国家意识形态是以国家政权为后盾并服务于一定政治目的的理论体系；
民间意识形态主要表现为靠传统习惯维系的观念体系。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民间意识形态常常被忽略，被视为观念的意识形态(因为它的确缺乏完整的理论形式)，但即便是观念的意识形态，由于深深扎根于民间，并世世代代相传，它的影响力及其对其他意识形态的抗拒能量十分强大。也正因为如此，民间意识形态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民间意识形态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或土壤。历史证明，任何国家意识形态一旦离开民间意识形态的支撑，是很难发挥作用的。 当代中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统一。但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都不能说已经深深扎根于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民族，都存在着民间化的必要性。 马克思主义本来是外来文化或意识形态，虽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是作为民间意识形态面存在(但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意识形态)，新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民间化”，但中国人民从一开始就不是在理性层面上接受马克思主主义，而只是在感性层面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与中国传统文化“同质”的文化而接受。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拥护也难说是因为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包括新民主主义后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或者说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迅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作为惟一的意识形态或文化形态在国家宣传机器的催动下深入到人民生活的每一角落，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在整个中国的民间也有着一定的市场。但由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根深蒂固，也由于一系列非理性的政治运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乃至歪曲，马克思主义在民间的根基非但没有巩固，而且其影响呈现下降趋势，党和政府的威信也一度受到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马克思主义在国人心中地位有所上升，在民间也是如此。但能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已深深扎根于中国民间呢?我看不能!当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成功，但受市场经济消极因素影响，人们的信仰也开始多元化；
受片面经济中心论的影响，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客观上放松了，并没有做到邓小平所说的“两手都要硬”。虽然说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高潮一个接一个，但在民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知之甚少。试问：中国两亿民工有多少人心中装着马克思主义?至于数以亿计的没有走出农村的老人、孩子更不用说了。一个不知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哪里谈得上马克思主义意识或信仰!即使在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也有相当多的工人、无业人员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甚至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在职人员、党和国家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也并非都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或许正因为如此，在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本土化问题依然备受关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也明确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增强党的思想理论工作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着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不仅要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要重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化问题。所谓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民间化，实质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改造根植于民间的传统观念意识形态。这项工作的艰巨性远甚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第四，从民族文化整合与发展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导下，融合世界先进文化，整合民族文化的过程。 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面临的迫切任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生命力的象征。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实质上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实现文化创新，形成顺应历史潮流、反映时代精神、代表社会前进方向的精神成果，或者说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当民族发展与世界紧密结合在一起时，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就成为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第二次睁眼看世界，并自觉地把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化冲突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主要领域。20世纪最后的二十余年中，西方文化的输入速度、广度以及对中国本土文化冲击的深度，都是第一次“西学东渐”所不能比拟的。中国人以及中国政府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与19世纪中期乃至20世纪初期相比，也有天壤之别。经历了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毁灭性打击的中国本土文化在强劲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显得比鸦片战争后更加无力。更令人担忧的是，经历了太多运动和贫困的中国人似乎对祖国的传统文化已丧失感情，对西方文化则显示出无比的兴趣。于是，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几乎在毫无阻碍的情况下涌入中国。文化开放为中国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挑战远甚于机遇。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国际间交流合作的频繁、随着交通的日趋便利和通讯手段的信息化，世界文化市场更将在越来越缺少过滤的状态下膨胀，各种思潮的汇集、激荡更加迅速激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显得异常活跃，社会主义各流派围绕着新世纪的走向问题，对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实、未来进行各自不同程度地反思和预测，对全球化社会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时代条件下的科技革命发展采取各自不同的回应，由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本身具有的复杂性，它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挑战性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主导下，融合世界先进文化，整合民族文化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那么，如何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笔者认为，文化资源的选择是整合与发展民族文化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在以往的讨论中，虽然没有直接涉及这一问题，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这种观点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首先，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范畴中，“马克思主义”特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科学理论体系。如果仅仅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讨论民族文化的整合与发展，意味着把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排斥在文化资源范围之外。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文化发展的规律。其次，自改革开放以来，五光十色的外来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中国，其传播速度之快、影响范围之广远甚于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无视这些外来文化的存在显然是自欺欺人，也背离我国改革开放的精神。因此，我们主张：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广泛吸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当代世界先进文化之精华，实现民族文化整合与发展的伟大使命。
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发展思想一脉相承 【内容提要】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通的。毛泽东的“革命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做了理论上的铺垫，邓小平的“建设发展观”为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江泽民的“创新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思想来源。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
邓小平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内容提要】毛泽东、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是一脉相承的。其相同点：都把实现中国人民的富裕作为终身的追求和奋斗目标；
都把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人民富裕的制度保证；
都把避免两极分化看作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题中必有之义；
都认为共同富裕的过程也是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进步的过程。其超越性：理论上的明确性和实现目标的阶段性；
手段和方法的超越性和实现目标的开放性。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内容提要】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以后，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矛盾中处于突出的地位。改革开放过程中，价值观念多元化的影响，各种主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利益的矛盾也在不断增多和涌现。能否正确处理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将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程、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今天重温毛泽东同志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深刻领会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毛泽东首创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了区分社会主义社会中两类不同性质矛盾，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既继承毛泽东这一哲学思想，又在新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这一理论，从而为我国各项改革的进行，和谐社会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毛泽东、邓小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立论基础是一致的——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同样也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邓小平不仅在理论上继承，而且在实践上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原理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创立的。他们通过对社会历史的研究，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但马克思、恩格斯还未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发展动力做出明确的论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1] (P103)，而不可能具体地揭示未来社会基本矛盾及其发展的特殊规律。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曾经根据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有过某些重要的论述，比如他曾经提出“在社会主义，对抗将消失，矛盾仍然存在”[2] (P5)的论断，这对于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列宁逝世过早，未能直接经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斗争实践，因而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可能作出全面的和明确的回答。而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后来虽然承认了矛盾，但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 毛泽东指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3] (P10)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现象，阐明了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学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并对这种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作了科学论述。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基本矛盾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适应是基本方面，不适应是非基本方面；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在性质上与剥削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根本不同，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总结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训，于1956年写了《论十大关系》，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提出十大矛盾，涉及到经济、政治、思想、外交等多方面的矛盾。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则从更高更广的背景上肯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各种矛盾，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指出解决这些矛盾不需要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它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由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要反映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上，毛泽东还明确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社会矛盾的概念，强调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该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就不可能科学、准确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也不可能正确地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不可能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总结历史教训，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传统模式进行反思，从新时期新形势出发，对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定位。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所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结论持完全肯定的态度，他认为，毛泽东同志所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是对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建树。他指出：“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从20多年的实践看，这个提法比其它一些提法妥当。”[4] (P182)虽然邓小平同志没有专门就基本矛盾问题作过多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说明邓小平同志忽视了基本矛盾问题。在基本矛盾确定之后，邓小平同志更多地是通过他的有关大力发展生产力的论述，表明他对基本矛盾的态度是始终如一的。 邓小平在理论上的继承与发展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主要表现在： 1. 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在于他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明确区分开来。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社会主义的制度是好的，“社会主义的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不可动摇的，但许多具体制度、体制存在问题，影响阻碍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也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2. 邓小平对基本矛盾的深入分析，找到了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要求，同生产力发展相矛盾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症结所在，从而科学地规定了改革的对象，为社会主义改革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与具体的体制明确区分开来，认为社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经济体制的高度计划性和政治体制的高度集中性。邓小平明确地把它们作为改革的重要问题提出来，为社会主义改革找准了目标，并且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3. 邓小平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邓小平分析了我国社会不但生产力低下，而且发展还相对不平衡。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生产关系的“一大二公三纯”上。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邓小平提出在所有制上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结构，纠正了长期存在的离开生产发展的状况片面追求生产关系“一大二公”的错误观念。 二、毛泽东、邓小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思路和方法是一致的——用民主的方法。邓小平在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道路上超越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肯定了三大改造结束后，我国社会仍存在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和情况所决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劳动分工的差别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多种形式的所有制结构将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尚须经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与此相联系，社会主义社会在道德和精神等方面也必然会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剥削阶级和旧的习惯势力的影响也不会很快地消除。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复杂国际环境中，国际资本主义还会不断地对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侵蚀和渗透。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产生和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进而分析了我国面对的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强调了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是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非对抗性矛盾，因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即说服的方法和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加以解决。这就是说，只能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去建立人与人之间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去处理人民内部的各种复杂的矛盾，而不是诉诸暴力。“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3] (P4)毛泽东同志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方法具体化为一个公式，这就是“团结——批评——团结”。讲详细一点，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正是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也是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成功经验的高度概括。早在1927年我们党在南方建立革命军队和革命根据地时，在处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以及其他人民内部矛盾关系问题上，就采用了这个方法。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把这个方法建立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中，我们党就自觉地运用这一方法去处理广大党员同党内教条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处理马克思主义思想同教条主义思想的矛盾，达到了既弄清思想又团结了同志的目的，从而取得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国初期，对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者也采取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个方法，加强了党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实践证明我们党运用这一公式来处理人民内部的许多复杂矛盾，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 民主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的方法，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多种多样的，因而在运用民主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还必须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具体形式。 一生经历过多次挫折，并从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走出来的邓小平对民主方法的内在涵义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他与毛泽东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方法上可以说是一种继承、纠正与超越的关系。 1. 邓小平坚持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分类的理论和不同性质矛盾用不同方法处理的思想，将社会矛盾分为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他认为“在党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的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方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4] (P144～145) 2. 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在民主具体形式上的重大失误，“把他没有做好的事做好。”[4] (P300) 毛泽东在使用民主方法上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特别崇尚“群众运动”和偏好“大民主”，尤其大力提倡“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并把“四大”内容写进了宪法。毛泽东认为“四大”形式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但1957年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证明了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主要形式的“大民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民主，它是以无视法律和法定秩序，打乱现有秩序为前提内容的。从历史的教训中，邓小平尖锐地批出，“大民主”的方法绝对不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4] (P257)我们应该让群众有充分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不能用“四大”的方法。因此邓小平还根据大多数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1980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提请五届人大将宪法中有关“四大”的条文取消，同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当时宪法第45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权利”的规定。 3. 邓小平提出“使民主法律化、制度化”的命题是对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的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这是邓小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有别于毛泽东的突出特点。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长达二千多年的国家，历代封建统治者始终都无法摆脱王朝更替的周期律的原因之一就是信奉“人治”的哲学。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环境中，执政后长期以来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和法律，正是这种对法律价值作用认识的浅薄和偏颇造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悲剧。在对过去的反思基础上，邓小平认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顺利发展。邓小平早在1978年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制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说的话当作‘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跟着改变。”[4] (P146～147)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纵横交错复杂的系统。解决这一矛盾也要讲法制，这就要“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4] (P154)同时还要做好法制教育，经常不断地在人民群众中进行遵守宪法和法律的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增强人民的法制观念，依法办事，以法律己，矛盾才会不断减少，社会秩序才能得到正常的维护。 三、用经济的方法解决政治的问题是邓小平新时期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方法的一个创新。 这一创新的根本点就是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利益观，将人民利益上升为党的全部活动的宗旨。在计划经济时代，指导思想上着重强调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在实际生活中政治斗争往往掩盖着人们的利益冲突，忽略用经济的方法去解决政治的问题，一味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之初，一切都有待拨乱反正，诸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知识青年返城问题等，都是当时急需解决的社会政治问题。邓小平认为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去解决，指出“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4] (P195)他十分反对把物质利益与思想政治教育对立起来。他认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4] (P146) 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是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的平衡问题，是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关系协调问题。这种利益矛盾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任何一方的实现都必须以他方的利益为前提。因此邓小平认为必须按照统筹兼顾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反对违背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背全局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背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为了解决不同利益体之间的矛盾，邓小平认为，要完善各种法规，通过强调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利益比例，调节个人所得，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先富，然后带动其他人共同富裕。 今天改革开放社会中，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利益格局，另一方面催生了大量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群体，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经济结构、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价值观念也不尽相同，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格局和价值取向。于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主体、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利益矛盾正在并将继续大量产生出来。因此能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系到改革开放的进一步进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美妙，不在于无差别，恰恰在于面对多元力量的社会现实，摆平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和谐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有矛盾的、有差别的多元化社会，是一个容纳矛盾而且有办法解决这些矛盾的社会。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都非常关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各自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和内容的理论认识，并在实践中构建了各具特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党的第一、二、三代领导人都非常关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不同理解使他们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认识也出现了一些差异，认真比较研究三代领导人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探索，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作用认识比较 “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必然面对和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对这一重大的问题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诸多的成果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被置于一个较为突出的地位。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1] (P364)。1956年前后社会主义各国出现的复杂事件成为了毛泽东探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直接动因。毛泽东大胆突破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的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这一举动本身足以证明毛泽东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在毛泽东创立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过程中，他认为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而在“十年文革”中经历了“两落两起”的邓小平则更为深切地体验到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不仅在理论上继承了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思想，而且在实践中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理论。从邓小平的一贯思想来看，他所强调坚持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提出、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2] (P277～279)。如果说毛泽东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重要性的认识大量的是从理论的角度来阐述的话，那么邓小平则更多的是通过他对“十年文革”中造成并且遗留下来，以及后来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一系列人民内部矛盾进行的妥善处理，来极力展现他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他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正确的评价；
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
正确地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
妥善处理了党内存在的一些认识分歧；
尤其是创造性地提出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把原来社会主义实践中属于敌我矛盾的大陆的社会主义与港澳台的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有力地促进了祖国统一的历史进程。江泽民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内部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面对某些西方敌对势力往往利用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做文章，特别是抓住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的失误兴风作浪，企图以此打倒共产党，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其和平演变的图谋，他反复强调：“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人民内部矛盾会明显增多，有的还会日益突出起来，这是新时期的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正确解决的重要政治课题”[3] (P221)。他同时还谆谆告诫全党“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处理得好，可以增强人民的团结，促进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
处理得不好，使矛盾激化，小事会变成大事，甚至酿成乱子，就会给我们的社会稳定和事业发展带来不应有的损害。”[3] (P218)在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指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必须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并强调要防止矛盾激化。可见，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是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的一贯思想，也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和内容认识比较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正是从对立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必要分清敌我。毛泽东曾经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应该说，分清敌我是确保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偏离社会主义航向的重要保证。但如何才能分清“人民”与“敌人”，如何才能使这一划分既能促进社会发展，又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党的三代领导人对如何分清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民”与“敌人”，进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给予了高度关注，但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造就了他们对“人民”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迥然不同的认识，而这些不同的认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发挥着各不相同的作用。 一是着重从生产关系的层面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从彻底消灭资本主义以巩固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毛泽东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带有非常浓重的革命和斗争的色彩。在毛泽东领导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无论是从当时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还是受到客观形势影响使毛泽东形成的个人主观认识来看，在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着重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或是差异，也就是最终必然导致从生产关系的层面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理解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这一认识对于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大作用。当然这个认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无限延伸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损害也是有目共睹的。这个认识也被毛泽东运用到了他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的判断以及他创立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当中。基于他重在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差异从而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认识，毛泽东把是否坚持和拥护“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生产”的公式作为划分人民与敌人的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来看毛泽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的论断，毛泽东是把坚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生产”作为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判断标准。毛泽东也运用这个标准正确处理过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并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概念，启发人们动态地把握“人民内部矛盾”，把“质”和“量”统一起来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类型和存在形式进行考察，从而有针对性地制定解决矛盾的办法。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毛泽东却把一切与这个标准有所背离甚至是稍有背离的阶级都放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在事实上抛弃了“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命题，并最终把“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了外部，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为了敌我矛盾，造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此出现了重大的挫折。 二是着重从生产力的层面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从促进经济发展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出发，邓小平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带有鲜明的改革和开放色彩。面对“十年文革”结束后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邓小平在重新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时，更多看到的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性，并由此大胆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强调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发展经济，要用经济的发展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围绕对社会主义的这一价值判断，把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区分敌我的重要标准，同时也是根本一致的人民利益之所在。从而在界定“人民”这个政治概念时使之与经济有了更多的联系，对传统的人民判断标准进行了赋有时代意义的改革。邓小平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生产力”标准引入到对“人民”范围的判断中来，把一切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人们，包括以私营经济中的雇主为代表的剥削阶层都纳入到“人民”的范围中来。面对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邓小平坚决主张以开放的姿态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学术人员参加我国的经济建设，从而确立了新时期开放的世界人民观。同样，邓小平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出发，把一切维护祖国统一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人们都纳入到“人民”的范畴中来，大大拓展了“人民”的范围，赋予“人民”以丰富的内涵。据此，邓小平“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也随着“人民”概念外延的扩大和对人民根本利益看法的转变而得以拓展，曾被当作敌我矛盾的带有剥削性质的劳资矛盾大量地被纳入到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中来。总之，邓小平吸取了毛泽东当年的教训，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力求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坚持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动态地分析和把握“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思想，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三是着重从社会全面发展的角度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建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出发，江泽民对“人民”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带有强烈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与时俱进，力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中来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从促进生产力发展上找到了二者的“同”，从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建设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上找到了二者的“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理论，同时还强调社会主义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不例外。面对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复杂变化，江泽民提出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新概念，进一步扩大了传统的“人民群众”概念的特定内涵，肯定了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合理地位和重要作用。从而把传统的对“人民”进行界定的标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中解放了出来，着眼于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整体把握，超越单纯阶级分析的局限性和惯性作用，丰富了新时期“人民”概念的内涵。在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团结他们，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十六大报告同时指出，要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5] (P239～240)。可见，江泽民“最广大人民”概念的提出把许多在以往容易被当作敌我矛盾的矛盾内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这既有利于我们发展稳定的大局，也有利于形成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新的思想观念。 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比较 三代领导人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的高度认同和重视是不容怀疑的，但究竟要运用什么机制，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却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既受客观存在的社会复杂的各种环境的制约，更有领导人主观判断是否理性和科学的影响。基于时代背景和个人主观认识的差异，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也有着不同的思考，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也各有特点。 一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使得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呈现出偏激性和单一性。着重从生产关系的层面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使得毛泽东在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失误后必然要通过阶级斗争来建设社会主义，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当然也不能例外。尽管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诸多原则和方法，但问题在于，由于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面临一些敌对势力的威胁，使得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总在究竟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还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之间摇摆不定，实践中毛泽东更多地倾向前者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导致他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常常置其他多种方法于不顾，往往单一地采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同样，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物质利益矛盾还不够突出，利益集团也不明显，使得毛泽东主要是从政治思想方面考虑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是政治思想问题，因此，综观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问题上的总思路及其亲身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其一，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往往使毛泽东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上不恰当地采用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激手段，“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思想导致了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实践上的一些失败；
其二，毛泽东对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主要根源的认识局限性使其在解决方法上主要强调的是政治思想的方法，他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认为“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惟一的方法。”[6] (P818)这些方法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曾经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由于对物质利益这个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最根本原因的研究不够，使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中缺乏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的手段，另一方面则因过分强调思想教育的作用和阶级斗争的方法，从而使得协调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显得单一化和偏激化。 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使邓小平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邓小平针对毛泽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方法上的局限，有的放矢地发展和丰富了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客观地说，邓小平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方法时虽然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和主张，例如：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等等，但本文认为，其中实践力度最大和成效最为显著的是从经济体制上找到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主张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建设社会主义，从根本上协调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小平同志的一个创举。实践证明，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最大需求，完全离开物质利益去认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根源，仅仅依靠空洞的说教，来处理人民内部的诸多矛盾问题，是不可能真正收到良好效果的。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7] (P195～196)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集中精力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有效解决了一些人民内部矛盾。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因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和矛盾，那就是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利益的重新调整和组合，进一步加剧了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面对这种矛盾的局面，邓小平并没有放弃以经济发展最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张，而是积极探索有效调节各利益主体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的原则，提出了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统筹兼顾，讲求公平和追求效率的相互结合，允许先富与带动后富的辩证统一思想。他认为尽管在改革的一定时期内人们的受益程度存在某些差别是难以避免的，但从长远看，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是能够使各种利益格局、利益关系更加趋向合理，最终达到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从而把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上升到了一个更为长远的策略高度。 三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使江泽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具有制度性和全局性。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宗旨的改革开放政策促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这一方面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一些深层次的人民内部矛盾，贫富差距、腐败现象、社会治安、突发事件以及民族宗教等社会问题千头万绪。这些矛盾的出现，既有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暂时的无序甚至混乱的原因，又有我们在关注经济发展的同时忽略了对人民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和引导的原因。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8] (P306)。这个失误大大弱化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基础。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更为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江泽民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是生产力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的思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理论，并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看待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既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作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物质基础，又非常强调要进一步解决好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问题。从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层面上去思考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解决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落脚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了邓小平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探索，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历史表明，仅仅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还不够，只有使理论制度化和法律化，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从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角度来看，“依法治国”就是要用法律和制度来规范和发展市场经济，用法律和制度来管理国家的各项事物，用客观尺度而非主观认识来处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避免从主观认识出发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可能导致失误的历史悲剧重演。“以德治国”则强调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和良好的思想道德对于有效防止人民内部矛盾的发生发展和最终解决的重要作用，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柱。“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的治国方略既从“防”又从“治”上为我们正确处理新时期更为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指明了方向。 通过对党的三代领导人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进行探索的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日益准确地把握住时代主题的变化，日益辩证地看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日益清醒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和方向，使我们党的三代领导人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认识和行动都日趋成熟和完善。
【篇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的心得体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姓名：张慧珍 学号：211303436 专业班级：应用化学1班
【摘要】中国共产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必须实事求是;必须理论联系实际;必须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过程 ,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大理论成果 ,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武器 ,更为我们科学地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提供了经验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将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在伟大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历史经验及启示；
实事求是；
中国共产党
回顾中国共产党85年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始终锲而不舍地探索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这些经验与启示,是我们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认真汲取的。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方能有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实践需要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其重要标志就是先后形成了既适应特定的时空条件，又一脉相承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是在这些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符合时代特征要求、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理论和思想指导下，中国的民主革命才走向了胜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是对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理论反映。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作为接受体，当时的中国显然与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当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那一刻起，便同时领受了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这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又要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时代需要加以灵活掌握与运用。简言之，即必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率先垂范、首开先河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毛泽东思想；
还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邓小平理论以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迎接新世纪挑战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总结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本任务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总结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理论原则和科学结论。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遭遇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它能够纠正错误，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也在于重新恢复和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启示
纵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三次飞跃，我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规律性的经验启示，对于我们今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主题。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还是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系中，从根本上说，都贯穿着这样同一个主题。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必然展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内容和任务，而且又会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状况而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式和特色，因此必须首先立足于所处时代的背景，各有侧重地解决自己时代的主要课题，保证这一主题的最终解决。马克思曾经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是，解决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的特殊国情，坚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的思想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以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态度，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继续推向前进，必须保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回顾我们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每一个重大发展，社会主义实践的每一个巨大进步，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结果。
作为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自我封闭的僵化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活的思想体系，具有深厚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理论品质。所以，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科学态度，必须体现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鲜明特征，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应该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条件，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善于创造新经验，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坚定信念，不丢“祖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付出代价后做出的正确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引领我们立党兴国的“老祖宗”。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才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向胜利。正因如此，我们无论何时，都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个“老祖宗”都不能丢弃。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唯一宗旨，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本色和根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本立场就是一切为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是推翻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还是开拓创新、摆脱全国落后面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也正由于这个原因，它们才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
代表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本色。就个人来说，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作为三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人物，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始终是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尽管内容丰富、深刻，但其根本立场就是引导中国人民清除一切压迫和剥削，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继而迅速摆脱贫困和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富民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这正是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归根到底要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
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归根到底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为源泉。离开人民群众，离开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科学理论就将失去其真理性和指导性，变成毫无意义的空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证。我们只有真正做到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工作依靠群众，真正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真正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真正落到实处，人民群众才能从不断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中领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谛。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是科学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题中要义，更是这么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重要和突出问题。在这一探索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地处理了认识与实践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与中国自身特点和时代特征的辩证关系，使马克思主义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其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同时也为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正确坚持和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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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飞跃的心得体会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次历史性飞跃
作者：方卫兵
作者机构：咸宁学院,社科部,湖北,咸宁,437005
来源：荆楚学刊
ISSN：1672-0768
年：2003
卷：004
期：003
页码：21-24
页数：4
中图分类：B0-0
正文语种：chi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摘要：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先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历史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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